導演韓延:致敬每個積極生活的人,這是時代賦予電影的力量

導演韓延:致敬每個積極生活的人,這是時代賦予電影的力量
2021-01-11 09:00 新華網 編輯:冀紅

跨越2020年而來,電影《送你一朵小紅花》不僅在票房表現上跑出了領先姿態,更在人際間日益暈開明亮的社交色彩。(海報)

大面積降温的工作日,兩張照片在微博上被熱議了許久。十多位大連海洋大學的師生志願者,給在宿舍樓隔離的學生們運送防疫物資,頂風冒雪,艱難前行。除了“致敬”,許多網友的評論裏都帶着一句可愛又暖心的話,“送你一朵小紅花”。

跨越2020年而來,電影《送你一朵小紅花》不單單在票房表現上跑出了領先姿態:上映八天後票房過九億元;它更在人際間日益暈開明亮的社交色彩。影片裏兩位抗癌少年彼此鼓勵的“小紅花”被觀眾“帶”出了影院,潛入了生活。“小紅花”在每個人珍視的童年記憶裏被重拾,成為今天代表小小獎勵的意象。它被網友獻給奮戰在抗疫前線的英雄,被年輕人相互贈與在早起工作的途中,被每一個你我致敬身邊積極生活的人。“送你一朵小紅花”,儼然嚴酷冬天裏會心的温暖暗號,佐證我們同舟共濟之路。

這般暖流深深觸動着導演韓延,讓這位80後確信,自己用温柔筆觸描述生命中不可承受之痛、以善意眼光凝視生活裏的難處,是有意義的。“其實我們拍電影或者其他文藝創作,都需要給受眾以精神上的慰藉和治癒。”在接受本報專訪時他説,“電影印證着它所在的時代,時代也造就並左右電影的表達。2020年是個極不平凡的年份。作為藝術工作者,對此不可能無動於衷。”他選擇在2020年將手中打磨了四年之久的劇本付諸拍攝,是因為內心被某些東西反覆衝撞着——“這種感覺促使我去表達,我想這就是時代的力量”。

對平凡人、樸素愛的真誠觀照,是中華民族特有的人文主義關懷

同在導演個人的“生命三部曲”之列,《送你一朵小紅花》常被拿來與《滾蛋吧!腫瘤君》作比。兩片相同之處,故事裏都有與病魔殊死較量的年輕人,都有無畏的熱愛。不同在於,前作出自真人真事,還有動人的漫畫打底,電影向一個真實存在過世間的勇敢少女致敬,筆力集中,感人至深;新作從零開始原創,勾勒了韋一航和馬小遠兩名抗癌少年命運相交的時光,也描摹他們背後的家庭、病友、陌生人,由點到面,觀察當今普通中國人的家庭,觀察芸芸眾生。

網上評價影片的催淚片段,有兩處得到了高度認同。一處源自韋家父母,為了回答孩子那個最殘酷的問題——“我不在了,你們會如何過”,他們用笨拙的視頻錄下了尋常一日。畫面轉到十字路口,綠燈亮了,觀眾隨韋一航的視線目送父母穿過斑馬線,直到背影完全沒入人羣,心裏有根弦崩了。另一處的主角是老呂,剛失了愛女的父親枯坐路邊痛哭,一份不期而至的外賣暫時喚醒了他。袋子裏有份牛肉飯,是他一直捨不得吃卻總用來哄孩子的説辭,點單人署名“女兒”。

這兩幕都在韓延心頭“滾”了許久。早在2016年“十一”假期的某個晚上,他便寫好了過馬路的戲,“痛苦屬於留下的人,但離開的那一個內心也會有牽掛,不知自己的親人會如何面對失去。韋一航的父母就用他們的方式,給了孩子一個答案,鼓勵他珍惜當下的每一分每一秒”。導演説,這是寄託了理想化的一種狀態,暗示父母可以毫無痕跡地融入普通人;這也是無比忠實於生活本真的樸素愛,“韋家父母和我們普通中國家庭的父母一樣,會鼓勵孩子,會呵護孩子,也會把悲傷隱藏起來”。這一段,他寫完後直到開拍也沒再改動。陌生人的外賣同樣是點滴生活的折射,是導演在北醫三院門口的親眼所見。人來人往間,一個提着大包袱的身影不算起眼,他走出醫院、坐在路邊,看車水馬龍。忽然有外賣小哥遞來一份盒飯,那人四下張望,似乎在尋找什麼。“看到那一幕我就想,遲早有一天,我要把它拍進我的電影裏。”

許多細部都是來自創作者對日常的真誠觀照。墊桌腳的紙巾、牆上的“抗癌食譜”、父親開完專車回家後迫不及待上廁所的身影、母親在菜市場為省一毛兩毛掰下的葉子……當這些畫面在真實世界裏有跡可循,觀眾自然會為之牽動情腸。所以,人們觀看《送你一朵小紅花》後被戳中的情感極為豐厚。有人為生命唏噓,有人為友情、親情、淡淡的初戀滋味或病友間的守望相助而感動,也有人為素昧平生者的同情久久不能平靜。

“這個社會之所以安寧和諧,因為大家心裏有愛,很多人默默愛着我們,我們也默默愛着那些陌生人,我們是個充滿愛的民族。”韓延對這一點從未懷疑過,並想通過電影去傳達,因為“這是我們國家、我們民族特有的人文主義關懷”。

相信真善美,現實主義作品其實能治癒更多人

從情感上説,《送你一朵小紅花》是難免悲切的:兩個本該在最美年紀綻放的年輕人,卻時刻受着腫瘤、疾病復發、生離死別的威脅。疼痛的事、不容易的生活,還有少年身上“喪喪”的情緒,凡此種種,故事該怎樣講?

這個問題,韓延被問並自問了許多次,而答案未曾動搖。“從《滾蛋吧!腫瘤君》之後,我有一種堅持,不太希望拍那種得了病有多疼、在牀上輾轉反側夜不成寐的場景。”在他看來,那些東西無需贅言,真實的醫院裏時刻都在上演。他更願意從另一維度來咀嚼苦痛,比如韋一航應如何從“上天不公”的情緒泥潭裏掙扎出來,馬小遠的出現又是怎樣激發了韋一航身上潛在的對他人的關切、對生活的熱望。他希望用創作在一定程度上開解那些已經或即將失去摯愛的人們。

影片裏,少男少女高仿的環遊世界被拍得尤其輕靈:他們跑冰庫裏假裝在南極旅行,在建築工地上體驗撒哈拉,穿行於噴泉底下感受委內瑞拉大瀑布……“某種程度上,我是懷着對他倆深深的悲憫心來寫這段戲的。”韓延記得,他甚至有那麼一瞬想要故事停留在最美的地方,而最終往下推進,依然是出於表達者的追求。“這兩個孩子人生的高光時刻,就是對着充滿魚香肉絲味兒的煙囱吹風,在離不開的城市裏‘周遊世界’,這些我們觸手可得的情境、説走就走的旅行,對他們而言別有意義。”這可能也會反向觸動觀眾,普通人唾手可得的生活,是另一些人難以抵達的理想,珍惜當下、積極地過好每一天,便成為電影的畫外音。

“我始終相信真善美的東西。”如是觀點,源於生活的沉澱。剛畢業時,韓延在老師推薦下拍了部支教題材的作品。他視之為習作,卻在兩年後輾轉得知,有位大學生就是在看了這部影片後離開城市去往大山,決心支教一生。他也曾看過一段視頻:凌晨三點,兩位清潔工結束一天的工作。在公交站台,其中一位掏出兩支熒光棒給老伴兒跳舞,慶賀生日。他還體會了自己轉變心情的歷程,起因只是司機關閉了遠光燈這一小小舉動。

太多小而美的事滋養着創作者,又被他化用在創作中。對這位80後導演而言,他更願意把創作者的本心視作現實主義的一種準則,“我一直告訴自己要保持乾淨的心靈去看待世界,這樣拍出的電影才會治癒更多人”。就像電影的尾聲,韋一航以為馬小遠離開後再也沒人會送他一朵鼓勵的小紅花;突然,羊羣路過,每一頭羊身上都化開了小紅花——這是生活的獎勵,只要你主動邁出積極的一步,美好會不期而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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